抗战临近结束之时,中共一度摆出了向南发展的态势,派八路军王震部南下湘粤赣,新四军粟裕部南下苏南浙江,以隔断大后方的国民党政权与江南广大沦陷区的联系,争取在日本投降时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。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,中共仍然坚持了这个方针,要求江南粟裕部“就原地继续扩展,长期坚持”,即使“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,应准备开入闽浙赣,创造新局面”,“决不退回江北”。

中共决定由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,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。8月26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:为了有利于谈判,需要作一定的让步,中共准备让步的地区,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,第二批是江南,第三批是江北,这要看谈判的情况。“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。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,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,我们去干部,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”。刘少奇亦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: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,却也没有阻拦我们,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。那么,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,即北面没有敌人,西面蒙古、东面朝鲜都是友邻,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。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,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。于此已经透露出中共向北发展战略的讯息。与此相适应,中共着重部署了华北的军事行动,令太行区夺取上党,太岳区向同蒲路进击,冀鲁豫区进攻豫北,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,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夺取大同,并争取收复归绥,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队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。

对中共确定其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,一是东北的情况,一是部队干部的建议。中共在战后初期的千头万绪之中,已经注意到东北问题的重要,但因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不明,对苏联态度和东北苏军动向不明,在行动上比较谨慎。此时,正值进入东北的中共曾克林部有了很大发展,但对未来究竟如何行动没有把握,而东北苏军面对当地的复杂局势,也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,因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派出飞机,送自己的代表贝鲁罗索夫和曾克林于9月14日一同飞抵延安。贝氏向朱德转告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:国共军队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,在苏军撤退前不得进入,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,苏军撤退后,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,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。苏联的这一表示,虽然没有支持中共军队立即进入东北,但也没有提根据中苏条约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一事,而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,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,对中共实际还是有利的。当天下午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,听取曾克林的汇报,曾克林谈到东北广大地区无人管理,秩序混乱,而我军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,认为应该配合苏军,接管东北。如刘少奇所说,在曾克林到延安前,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,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,下不了决心,而曾克林的汇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了解东北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,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总之,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变化,确立了明确的战略方针。10月20日,中共中央发出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,提出:“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,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。今后六个月的斗争,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。”为此,在国统区的任务“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”,“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”;在解放区的任务“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”;“必须认识清楚,必须坚持又团结、又斗争,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,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,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”。